八桂律师事务所受被告人徐炳松及其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徐炳松涉嫌受贿一案的二审辩护人。
接受委托之后，本辩护人本着对事实和法律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阅读了案卷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徐炳松。现就被告人徐炳松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南市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所提出的上诉理由，简要地阐述本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如无不妥，请依法采纳。
(一)初审判决认定徐炳松于1995年12日收受周卫东的30万元证据不足
初审判决认定徐收受周卫东30万元的主要证据是：徐炳松于1998年5月18日的亲笔供述; 周卫东的口供;梁英等人的证言。然而，上述证据存在以下疑点：
1、被指控的30万元没有来源。原审起诉书提供的证据显然已被一审庭审质证，以及初审判决后辩护人所提供的新证据所动摇和推翻。
证据显示：1995年从梁英处提取的较大款项只有两笔：一笔是12月2日的30万元;另一笔是12月3日的40万元。然而，辩方有较为充分的证据显示：第一笔30万元已由港商黎思人收取;第二笔40万元已借给梁全勇。
这样，公诉人指控的言之凿凿的30万元贿赂款便成了无水之源。
2、被告人徐炳松于1998年5月18日所做的书面供述，据徐炳松在多种场合所作的反映：是被有关办案人员诱供、逼供所成，因而导致徐的供述与周卫东的口供在细节上基本一致。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徐炳松所讲，其可能性未能完全排除。理由：
(1)判决书虽然认为徐的供述在先，周的供述在后，但无可否认，这仅仅是表面化的证据才如此。实际上，如果没有一定的证据线索，中纪委不可能对徐采取隔离审查措施的。因此，说徐的口供在先，周的口供在后，显然违背常理。
(2)况且，徐作了第一次书面供述之后，立即以种种方式翻供，并且早在律师介入之前就已作了翻供。这就完全排除了被告人规避法律惩罚的可能。
(3)被指控的30万元的来源不具备，且作为旁证的证人证言前后不一致。
(4)书面供述后面写有“重写”二字，说明被告人在中纪委“双规”期间写的书面供述不止一份，而且不少于一份的供述肯定不完全相同(否则就没有必要重写了)。应当将被告人所有的书面供述都在庭上出示、质证，以辨别不同的供述熟真熟假。
(5)本案实际上主要凭被告人的口供来认定这30万元，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只要重口供不重证据的现象存在，就很难排除诱供、逼供的可能性，从而就不能排除冤、假、错案的可能性。
3、本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先后五次会见了被告人，苦口婆心地劝说被告人在二审期间改变态度，争取从轻处罚，均受到徐的断言拒绝，并且双泪长流，很自然地流露出委屈状。
凭本人的正常判断：被告人徐炳松本人认罪态度是老实的，其他犯罪事实他都始终承认，唯独这30万元不承认。因此，一审判决在这30万元的认定上存在错误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刑事诉讼法要求对被告人定罪量刑，证据必须充分、确凿。所谓充分、确凿，简而言之，就是要求证据必须要有绝对的排他性。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徐收受周卫东30万元，缺乏绝对的排他性。
本案是中纪委先行查办，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并由其指令广西区检察院，再由广西区检察院指令南宁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无可否认，本案实际上是中纪委督办的案件。 鉴于本案的特殊性，从历史经验来看，最有可能出现错案。
因此，对于徐炳松受贿案中的30万元，本辩护人认为不应当认定。
(二)初审判决以被告人“退赃，且认罪态度不好”为由，处以重刑欠妥
本辩护人认为，对于徐炳松的认罪态度，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于一审判决所认定的55万元受贿赂款项，除了周卫东的30万元徐作了较多的辩解外，对其他指控，徐炳松始终是承认的，而且，他在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前(即在双规期间)已经承认了。
至于徐本人对30万元的否认和辩解，从其行为的性质来看，应当认为是被告人徐炳松在依法行使辩护权，而不是认罪态度不老实。
辩护权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被告人的法定权利。
无论对法律方面的辩护和事实方面的辩解，都是依法行使辩护权所包含的应有之义。
不管法院最后如何认定，都不应当影响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
被告人不仅有权委托辩护人为自己辩护，而且有权自己为自己辩护。
只要法院不采纳被告人自己的辩护意见，就认定被告人“认罪态度不老实”，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搞“有罪推定”，实际上是剥夺和限制被告人行使辩护权。这种作法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审判。
关于初审判决认定被告人“未退赃”，本辩护人认为：首先应当有充分、确凿的证据证实被告人实际受贿的具体数额，才好确定应当退赃的具体数额。
从本案材料不难看出，被告人徐炳松本人是愿意退赃的，而且已有实际行动。在此不详细论述。
在认定其是否愿意退赃方面，考虑到被告人被羁押状态，应当主要看其意思表示，以其意思表示为准。
总而言之，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徐炳松“未退赃，且认罪态度不好”，是不能成立的。
(三)退一万步讲，即使事实可以完全认定，一审判决对徐的量刑过重
被告人徐炳松有如下酌定从轻的情节，在初审判决中没有予以充分考虑：
1、被告人是于1998年5月23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3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的。
而被告人对所有犯罪事实的交待都在此前完成，也就是说，被告人是在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前交待基本犯罪事实的(法律没有规定“双规”为强制措施;纪委也不属于司法机关)，符合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属于“准自首”行为，应以自首看待，从轻处罚。
至少应当有部分是完全可以认定为自首的。
2、被告人从来没有主动去索贿，而是非常被动地接受贿赂。从案卷材料不难看出：徐每一次收受钱财，都是行贿人经过精心伪装，以避免被告人拒贿。当行贿人走了之后，打开伪装，才知道里面有钱。被告人实际上是被人拉下水的。
本辩护人认为：从主观恶性来说，不仅被动受贿与主动索贿应有所区别，而且，对明知是赃款仍然收取，与开始并不知是赃款，过后知道后没有上交，在量刑时也应当有所区别。这样才能体现出罪刑相一致的原则。
3、被告人从来没有收受别人钱财之后，违犯法律和原则去为他人办事。徐炳松在任期间，始终都是依法办事，依法行使职权，没有其他违法乱纪现象。
4、被告人在担任领导干部时，对玉林及广西是有贡献的。虽然功不能抵过，但功可以减过。
加之被告人本人已年过半百，年事已高。
刑罚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复。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相信判决有期徒刑已经足以使世人警醒，令其本人深思。
综上所述，本辩护人认为，初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徐炳松收受周卫东30万元证据不足，在定罪及量刑时均应当慎重以待;认定被告人不退赃，且认罪态度不好没有相应根据;同时，初审判决在量刑时考虑从轻的情节较少，对可以酌情从轻的情节重视不够。
恳请二审法院念其在位时对广西人民的贡献，加之被告人徐炳松如今年事已高，适当减轻对被告人的刑事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