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发挥重审和依法改判
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部分有出入。
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思想反动，一贯散布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言论，并向往资本主义，一心想逃往外国”。根据是：上诉人于是19××年间，曾和李某、王某等说过“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的肚子吃不饱”等话，以及在日记中写有“中国没有自由，不如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舒服”等类语句。但是我对李、王等所说，只是对国家暂时困难时期吃粮紧张的牢骚话，经揭发后已向领导坦白说清，作了检查。至于日记所写，也是对个人的现实生活有些不满，并不是真想逃往外国。日记既没有认真看过，又是主动交代的，据此定罪，于法无据。因此，说上诉人“一贯散布……反动言论“、“一心想逃往外国”，是不符实际的。况且，那些都是20年以前的一些言论和想法，根据过去的思想定罪，怎能站得住脚呢?
二、一审判决认定的犯罪性质不当。
上诉人从19××年起，经常出差，因在外挥霍而起意偷窃。19××年×月×日，出差××市时，在××旅馆偷走不知姓名旅客的普通行李包一个。回到单位后，打开一看，除几件旧衣和一双 新鞋外，还有三个本子和一张图纸，上说是看不懂的线路图和符号，都盖有“绝密”字样，当时十分慌，但又不知如何处置为好，遂将“绝密”文件存入箱内，一直未敢动。同年，5月1 6日，上诉人在码头候船回家，使用了那只偷来的行李包，经公安人员带去查问，上诉人当即坦白了偷窃事实，交出“绝密”文件。一审原判认定上诉人犯了“偷窃军事机密情报，企图伺机投敌”的反革命罪，主要是根据 “上诉人思想反动，一贯散布反动言论”，这一被夸大了的事实，联系上诉人的上述偷窃行为而得出的错误结论。其实，上诉人在国家暂时困难时期说的一两句牢骚、不满意的话，与19××年偷窃罪行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一审推论是失当的。至于“偷窃军事机密，伺机投敌”的认定，更是无据。因为上诉人在作案前并不知哪里有“军事机密”，因而绝无“偷窃军事机密”的动机和准备。事后又没有利用“绝密”作任何“伺机投敌”的活动，只是因惊恐而藏匿罢了，这怎能证明上诉人怀有反革命的目的呢?一审判决认定的犯罪性质，显然 不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