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由：申诉人郑XX对XX省高院2005年3月30日(2005)X刑终字第209号裁定和XX中院(2004)X刑初字第203号刑事判决不服，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请求依法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撤销(2005)X刑终字第209号裁定，依法改判
事实与理由： 申诉人系村巡逻队员，为履行保安职责，维护群众利益，与另一巡逻队员捉住小偷;小偷遭到围观群众怒打，申诉人予以制止;之后，为核实失主，申诉人离开现场，小偷由另一巡逻队员带回村办公室;申诉人回到村办公室见其他保安在拷问小偷，但他没有参与;后又出去找作案工具回来，还是以喝茶避开打人;最后，申诉人为了表示“合群”，并无加害被害人的故意，象征性地在小偷腿及背部打了两三下;后有“自残”行为的小偷在放回途中原因不明地死去;中院、高院据此认定为共同犯罪，在未查清小偷真正死因、真正加害人的情况下，对申诉人的显著轻微行为，重判13年。申诉人认为，在“据以定罪、据以量刑”的是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情况下，凭想象判案，实难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申诉人对此不服，特提出申诉，请求予以再审，纠正错判。
一、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害人(小偷)死因不明。
刑事案件的推理是具有唯一排他性的，刑事犯罪的证明标准是必需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这就必然要求‘据以定案’的案情事实必须完全清楚，那么本案中院判决和高院裁定所认定的事实清楚吗?
(一)、“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的“失血”案情未查清，被害人死因不明：
公安局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照片证实：
1、“在楼梯第4台阶东侧边沿及侧面有血迹、其下方地面也有少量血迹等现场情况。”(中院P8);
2、“…被害人方XX尸体现场位于陈埭镇洋埭村万泰盛公司对面家家乐便利超市前，尸体仰卧于店前一台球桌上、尸体头下的台球桌上有血迹(中院判决书P7)。
3、另一小偷汪XX证言证实：“我与方XX被扣在楼梯处的一些铁栏杆上，后不知怎么回事方XX的头磕破了一个口子流了些血，一直讲口渴、想上厕所、手很痛…”(审讯笔录P044)(中院判决书P6)
4、被告人黄XX交待：“我们巡逻回来，看那穿白衣服(方冬海)的头有流血，问他们为什么会流血，那穿黑衣服的(汪XX)说是那穿白衣服的自己撞墙的，具体原因不清楚。”(审讯笔录P115.P112)
5、郭XX交待，在晚11点半盘问殴打结束后，他离开时：“有个小偷在楼梯那里吵，身上有伤，但没有流血，也没有什么异样。”(审讯笔录P142)。
6、经审理查明：…在盘问中，被告人黄XX、郑XX、郭XX伙同陈X、许金条、许振华等人分别持巡逻队办公室内的橡胶棍、木棍等工具及用拳脚殴打方冬海、汪清明的手脚、背部及身体其他部位(中院判决书P4)
以上勘查笔录、现场图、照片、证言、相互印证的这两处“血迹”的确凿证据证明了：
①被害人“失血”了，它是尸检结论“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的最直观的重要证据;
②被害人头部“失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橡胶棍、木棍打击造成的，因此，可以确定是小偷“自残”行为造成的，不是第二殴打现场(巡逻队办公室)多人的加害行为造成的，与申诉人郑XX更是无关。
但中院判决书和高院裁定书(下文称“两书”)却没有出示查明这些血迹是如何产生的?它与小偷方XX的死亡有何关系的证据。这种“忽略”与被害人“失血”死亡的“流血”确凿证据的做法，让人不得不怀疑：小偷的死亡完全有非殴打原因造成的可能!
(二)、两个殴打现场的案情事实不清，导致定罪不准，量刑失当
“根据尸体检验，死者全身广泛性软组织、肌肉挫伤出血…，分析认为其损伤系钝器反复打击所致。”这些损伤到底是哪些人打的?用何种工具打的?这些损伤与死者的死亡有何关联?均没有查清。
1、第一重要作案现场(群众怒打)的案情不清楚
(1)被盗出租房是第一殴打现场。死者方XX作为一名小偷，在义愤填膺的群众面前，被群众殴打在所难免，且被打得也不会太轻。黄XX交待：小偷方XX “因在出租房有被人打，带到队部脸色青青的，有点白。他(指方XX)说‘他生病了’，我们不信。”(讯问笔录P112.116)这证言说明，方XX在出租房前已遭到致命殴打，伤情已经相当严重，也许这些殴打的损伤就是方XX致命死亡的主要原因。完全有可能：即使不存在后面的殴打，小偷也会因群众的怒打已经很严重而死亡，但对此重要作案现场及产生的后果，在“两书”中却是个“空白”，没有对此证据进行认定，没有用任何证据来排除可以由此推断的可能性;
(2)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中，确认在出租房门口有一本地男青年用木棍打被害人，那男青年是何人?拿哪条木棍?打什么部位?“两书”均没有提及。尸体检验鉴定书写有：“右肩胛部有两处中空性皮下出血，中空宽3.8cm”，这表明致右肩胛部损伤的致伤工具是打击截面超过3.8cm的物体。而现场勘查笔录写到 “陈埭镇横坂村联防队一办公室内，有一辆白色的联防队用于巡逻的摩托车的左后侧卡着一根73cm、直径约4.5cm、带有雕制手柄的木棍”。这表明，在出租房门口，有人用所带来的那根直径4.5cm的木棍殴打受害人。此外，除了用木棍殴打受害人之外，还有用什么工具打?致伤程度如何?这些致伤和方XX之死有何关系?
这是命案的重要案情。但“两书”中却一点都没有提及在第一殴打现场，被害人遭众多围观群众殴打致伤的证人证言，而是完全回避，更没有查明众多围观群众中何人对被害人实施了殴打行为?实施了什么样的殴打?在此基础上，结合法医鉴定结论，以确定围观群众对被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有无刑法意义上的直接因果关系。
其实，另一小偷汪清明和被告人黄XX、郑XX的陈述都证明当时有众多围观群众，都是本地人。为什么这个“本地人”的作案现场的案情反会成为“空白”呢? 为什么对此事实不予认定?
(3)、高院认定郑XX参与了第一现场殴打是错误的
中院及检察院都已经认定上诉人郑XX在群众殴打现场，没有参与殴打，可高院却一意孤行认定郑XX参与了殴打，这是什么目的?!是强化维持原判的正确性吗?!
中院判决书是这样写的：
①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4年5月14日晚，被告人……便将二人带至其行窃的地点查访失主，在被窃的出租房外，方、汪2人遭到围观群众的殴打(中院判决书P2)
②经审理查明：2004年5月14日晚9时许，……便将方、汪二人抓获并带至其行窃的地点……查访失主。在该出租房外，方XX、汪XX遭到围观群众的殴打(中院判决书P4)
③中院判决书已经认定：“其辩护人提出被害人在被抓时已被群众殴打符合本案事实，予以采纳，”(中院判决书P9)
④中院判决书认定“鉴于被害人对本案的发生有明显过错，且三被告人归案后均能交代其犯罪事实，……”
以上说明：中院判决认定了郑XX在群众殴打现场，没有参与殴打。
但高院裁定书却武断写道：“经审理查明，……郑XX、郭XX犯罪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证人汪XX证言证实，2004年5月14日晚9时许，……带到其行窃的地方，被二名巡逻队员和周围群众殴打……” 认定郑XX参与第一现场殴打。(高院裁定书P4)
刑诉法规定不能轻信口供，单凭口供不能定案。所以，口供只能作为辅助证据，用做印证其他证据，本身证明力并不强。仅凭巡逻队员的口供不能定案。所以，XX省高院认为的有力证据就是证人汪XX、证人王XX等的证言加上法医鉴定。然而，法医鉴定不可确信，下面将分析得十分清楚;王XX等的证言不能说明申诉人有什么问题;高院居然让一个再也找不到人的踪影的、唯一的一次询问笔录、没有任何证据可相互印证的、被抓被打的小偷汪XX的“一句话的证言”作为判处抓小偷的巡逻队员的刑事证据。其实，小偷的证言证明力不强，一是因为此案与他有利害关系，小偷有可能以此报复巡逻队员，甚至在回去的途中加害死者都有可能。不然，为什么被拘留释放后就没了踪影，他完全可以站出来要求赔偿身体挨打的损失。
2、第二殴打现场案情也未完全查清楚：相互印证的证言证实，第二殴打现场(巡逻队办公室)共有6～8个人参与盘问、殴打小偷一个多小时，有的人打二、三十下;有的人拳打脚踢乱打;有的人打得很凶;有的人从开始到结束全过程参与殴打。(讯问笔录P134.135，139.142.110.111.118.)本应查明各殴打者分别对受害人实施了何种加害行为、以及加害行为的力度。在此基础上，再结合法医的鉴定结论，确定殴打者各自对受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与其死亡之间有无刑法意义上的直接因果关系。但“两书”同样只字不提。虽然还有3人以上未归案，但已归案的3人的状况是可以查清的。但“两书”却没有具体查明。各加害人的责任不清，何以定罪?!何以体现罚当其罪?!
(三)、尸体检验欠周全，鉴定结论存在不确定性：
1、尸体检验主要表现为：头部不规则裂创，躯干及四肢多部位的挫伤(部分表现为中空性皮下出血)。其中头部损伤及躯干部位的损伤是人体要害部位。对于这些要害部位，没有进行详细检验。如头部，仅检及颅骨情况，硬膜外及硬膜下没有血肿，未见提及脑组织有无损伤，脑内有无出血改变等。对于尸体背部，因该部位有大面积的挫伤，应对脊髓进行解剖，以确认有无脊髓的损伤。在做完系统检验后，如果大体病理未见明确的损伤，还应提取重要脏器作病理检验。只有在排除了全身重要脏器均没有损伤的情况下，才能下“创伤性、失血性休克”的结论，但尸检并没有这样做。也就是说，虽然此鉴定结论作出了定性：“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但这个定性实际上并不是能够肯定站得住脚的，因为鉴定结论没有采取排他方法，还存在重重的疑点;那么这个不一定站住脚的尸检定性结论，也就必然给法院判案带来难度，带来判案的不准确性。对此鉴定结论法院本不应完全采信。
2、未完全对致伤工具作出认定。尸检鉴定书仅对软组织肌肉挫伤出血作出认定，而对头部损伤的致伤工具未做认定。头部的损伤特点是“左颞顶部见有不规则裂创”，解剖有“左颞顶部头皮下出血9×4cm，颅骨未见骨折，颅内硬膜外下未见血肿，蛛网膜下腔未见血，颅底无骨折”。很显然，内行人一看就明白：头部的这种损伤特点是与不规则平面的物体作用形成的。但在本案中，案犯的供述、证人的证言均证实：几个被告人的作案工具都是木棍和橡胶警棍，这些作案工具所形成的损伤特征与头部的损伤特征不符。
显而易见，从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照片的证据(中院判决书 P7.P8)完全可以推定：头部损伤的致伤“工具”正是“在楼梯第4台阶东侧边沿及侧面”，这个可以相互印证的证据证明了受害人的“头部出血创伤”是由被害人自残所致。此证据和前面“血迹”证据组合起来，正好可以明确推定出受害人死亡还有其它可能原因存在，即被害人自残也是重要死因之一!
与此相反的是，法院对郑XX认定有罪、判处重刑证据不足，“推定”很勉强，根本无法从“两书”中找到象这些能够证明被害人“自残”的如此确凿、吻合与可以相互印证的诸多证据!
比如：既然“推定”郑XX是“故意伤害”致死的“共犯”之主犯，那么就应该举证并结合法医鉴定结论，确定郑XX对被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殴打腿、背的二三下)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有无刑法意义上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责任在公诉机关。刑诉法规定，侦查人员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也要收集其无罪、罪轻的证据。从现有证据看，连申诉人有罪的证据也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整个案情事实是：被害人在两个殴打现场被加害;
从尸检鉴定书得出：被害人被殴打形成的全部挫伤面积占体表面积约24%，其损伤程度还未达重伤;
从相互印证的证言和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照片等证据与证据组合证实：第一殴打现场(出租房)有本地人用“一辆白色的联防队用于巡逻的摩托车的左后侧卡着一根73cm、直径约4.5cm、带有雕制手柄的木棍”殴打被害人，形成了被害人“右肩胛部见有中空性条形皮下出血两处，大小为11×4cm、 12×4.1cm，中空宽为3.8cm”这一个是被害人体表最严重的挫伤(讯问笔录P111);
第二殴打现场(巡逻队办公室)没有启用这根卡在巡逻摩托车左后侧的木棍，而是用“在沙发上放置一根长55cm、直径3.5cm的木棍，一木桌上放置两根长为47cm的橡胶警棍”;加上前述的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多种可能性，这些证据组合可以推断：第二殴打现场对被害人的加害行为可能是被害人死亡的次要因素。
再者，在第二殴打现场有6～8人殴打被害人长达一个多小时，多人打得很凶，有的殴打20多下、30多下，或者拳打脚踢乱打，有的从开始到结束参与全过程(裁定书P4，判决书P6，讯问笔录P133-4.139.142.111，114);
而申诉人郑XX的大部分时间主要是：在被盗出租房等待失主、到超威鞋厂去请老板通知失主、寻找小偷的作案工具等等;他在殴打现场的时间短，同时他还两次借喝茶有意避开殴打小偷;只是到了最后，为了“合群”，才随意拿起那根短木棍象征性的殴打被害人腿、背二三下。与其他加害人相比，再结合行为人在本案中的前后善意行为综合考查，可以看出，这种被动的、象征性的打二三下，打击力度是不会重的。(讯问笔录P133.139.123，书面回答P4)
以上这些证据和证据组合证明：郑XX殴打被害人腿、背的二三下的行为，是被害人死亡的次要因素之次要因素，郑XX的轻微打击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没有刑法意义上的直接因果关系。
(四)被害人离开巡逻队到死亡，这个重要时段的案情完全不清楚
1、死亡地点为什么“移位”，没有查清。
(1)小偷汪清明证言：我们出了巡逻队办公室，就雇一辆两轮摩托车往洋棣方向开去，大约开了约六、七百米远的距离，方XX说他肚子很痛，受不了，我就扶他下来躺在路边，我就坐车去叫其父来…叫他坐我坐过来的这辆摩托车去找他儿子…(审讯笔录P045);
(2)方XX(死者之父)证言：……至凌晨3时多，汪XX自己一人过来找我……说我儿子方XX在横坂村的路上，很危险……我就自己一个人走路到横坂，……看见我儿子方XX躺在一台球桌上，上前去叫他，他人已经死了，后来我就报案了。”(询问笔录P039，)
(3)“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照片证实：被害人方XX尸体现场位于陈埭镇洋埭村万泰盛公司对面家家乐便利超市前，尸体仰卧于店前一台球桌上、尸体头下的台球桌上有血迹、台球桌下有一双黑色皮鞋等现场情况;”
死者为什么不是死在另一小偷说的“躺在路边”，而是移位到台球桌上?从“躺在路边”到“家家乐便利超市”前的台球桌上到底有多远?被害人是怎么“移过去”的?
2、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排除合理的怀疑
对于被害人离开巡逻队之后至方父报案这一段时间(约3个小时)，都发生过哪些情况，“两书”没有任何合法证据来排除下述三种合理的怀疑：
①小偷汪XX没有讲实话。为什么被拘留释放后就没了踪影，他完全可以等待索取身体挨打的赔偿;(中院判决书P9：“工作说明证实汪XX在治安拘留结束后便离开，经多次寻找未能找到，故未能对其作出伤情鉴定。)
②三个人坐一辆摩托车发生了事故;
③方XX继续“自残”。他说“肚子很痛”是借口，等汪XX和摩托车驾驶员离开后，他从容的从“躺在路边”移到“家家乐便利超市”前的台球桌上，然后把鞋脱下放在地上，再爬上台球桌、仰卧在台球桌上“自残”死亡。这些问题都没有查明。
刑事案件的推理是具有唯一排他性的。上述证据和证据组合说明：被害人被释放后，在回家的途中可能遭受其他加害行为而导致死亡，但“两书”没有任何的相关证据，排除因其它加害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可能性。
3、没有任何证据排除死者自身是否存在内存性疾病
本案卷宗相关证人证言证明，死者可能自身存在内存性疾病：
黄XX在不同时间的两次交待，都说到小偷方XX的异常状态：“因在出租房有被人打，带到队部脸色青青的，有点白。他(指方XX)说‘他生病了’，我们不信。”(审讯记P112.116);此证言可推定两种可能：
①死者可能真有内存疾病?因为以常识分析，人体一般必须有主动脉大量出血才会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但本案卷宗没有被害人的人体主动脉出血的证据;
②被害人在第一殴打现场已经被群众“怒打”成致命重伤。然而尸检未进行五脏六腑解剖，没有排除死者身上是否有内存性疾病?是否由外伤引发内存性疾病暴发而死亡。若此，外伤则是死亡之诱因，内存性疾病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
本案“尸检鉴定书”支持了推断此种可能性：因为方XX的损伤主要表现是体表较大面积的挫伤，挫伤面积占体表面积约24%，其损伤程度还未达重伤，因此就没有证据可以排除“内在疾病是死亡直接原因”的可能性。
这又一次表明，“两书”没有证据或证据组合来证明被害人方XX不存在其它任何导致其死亡的因素。
